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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师父何家弘
作者：吴丹红
初识“传说中的人物”
最早知道何家弘这个名字，源于在图书馆偶然借到的一本侦探小说，作者居然是位法学教授。那时我大二，刚刚接触法律不久，对于法学家怀着无限的崇拜，何况是一位会写侦探小说的法学家。何老师像是一个谜，吸引了我。不久，在《啄木鸟》杂志上我看到了一篇介绍何老师的文章，讲的是何老师与侦探小说的缘分，其中还描写了何老师与师母当年的浪漫爱情故事。原来，他是这么一个有趣的人呢。再后来，就看到了那部有名的《域外痴醒录》，那清新、隽永的文字立刻把我吸引住了。何老师的经历，其实就是一部情节曲折的小说。如此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，完全不同于我印象中的那些引经据典、大话连篇甚至有些严肃刻板的法学教授，让我感到一种莫名的亲切。然而，当时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，于我而言，是一个遥远的地方，而何老师，更是一个“传说”中的人物。
2001年秋天，我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学术报告厅第一次见到了传说中的何老师。何老师比想象中年轻很多，一身白色西装，精致的领带，头发纹丝不乱，举手投足间露出绅士风范。那天报告厅人山人海，我是站着听完的。演讲生动而富有感染力，掌声笑声不断，没想到何老师口才这么好。走出报告厅的时候，我追上何老师，说明了我想报考他的博士，何老师热情地欢迎我，并提醒我加强英语的学习。
翌年4月，考完博士，在人民大学进行了一个短暂的面试，我终于面对面地正式见到了何老师。何老师和蔼、亲切，而且不乏幽默。但是，除了回答问题那半个小时，我们没有更多的交谈。不久，成绩揭晓，我上线了，并且获得了宝贵的公费名额。这令我有点意外，也有些惊喜。以我的家境，如果是自费，肯定不可能再去读博士了。我的心中，对何老师充满了感激。
成为何门弟子
2002年春夏之交，何老师再次到武汉演讲，他在开场白中说：“我跟你们中南很有缘啊，今年我招的两位全脱产的博士生，都是来自你们中南，一位是法学院的吴丹红同学，一位是公安学院的刘为军同学。”
那天下着淅淅沥沥的雨，我和为军陪何老师去机场，路上何老师问我们羽毛球打得怎么样，我们说一般般啦，何老师开玩笑说，你们到北京后，我第一个考你们的羽毛球。那时才知道，何老师羽毛球打得不错（后来发现居然是法学院无敌）。
何老师给我们的第一个任务不是打球，而是翻译《英国刑事司法程序》这部书。现在想来，何老师对我们的培养是很有深意的，做研究要有开阔的视野，熟读英文原著是一种很好的训练。在到北京前的暑假里，我们完成了这部书稿的大部分翻译。何老师当时在香港城市大学做客座教授，他在百忙之中居然对书稿进行详细校正，看到我的译稿上何老师密密麻麻的批注，那种认真、严谨和执着劲儿真是力透纸背，让我感触颇深。大凡成功者，有的靠聪明，有的靠勤奋，有的靠机遇，而聪明又勤奋的人，往往能成大事业。26岁开始学英文，通过自己的努力，最后能用流利的英语讲课的，在法学界可能为数不多，而最后能开设《法律英语》的，唯何老师尔。何老师说，听英语广播虽然不是他的爱好，但却是他每天早上的必修课。人啊，就怕认真两字。我一向懒散粗心，缺乏恒心，但是在何老师的潜移默化下，我发现自己已经慢慢地转变了。
跟何老师求学
在跟从何老师学习的三年里，他的睿智、博学、严谨、豁达，迅速地征服了我，也深深地影响了我。如果按时下的分类，何老师是典型的“海归派”，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，又是著名的证据法大师华尔兹教授的高足，够资格“贩卖”一下西方的那套理论了。但是，何老师却是一个清醒的学者。在国内学者纷纷主张引进沉默权时，何老师却提出了自己的不同见解，从现实的角度为盲目提倡沉默权敲响了警钟；当很多学者在“客观真实”和“法律真实”之间争论不休时，何老师拨开迷雾，提出了证明的目的和标准的问题；当学界为证据立法框架莫衷一是时，何老师高屋建瓴地从取证、举证、质证和认证四个方面勾画了我国刑事证据法的体系。
2004年初，在何老师的鼓励下，我发起成立了“中国证据法网”，这个网站耗费了我很多时间与精力，但也使得它成为证据法学领域的一个牌子。何老师不但给我提供了物质资助，还给我很多精神支持。何老师没有太多时间接触网络，但他给我配备了很多他的硕士研究生，来协助办好网站。“中国证据法网”能成为一个知名的法学门户网站，何老师无疑是精神支柱。
感激师恩
三年的时间过得太快，转眼就要毕业了。一天，我送论文到何老师的办公室，在谈完正事之后，何老师特意跟我多说了一会儿。临别前，何老师略带伤感地说：“你们都要毕业了，心里想来真有点酸酸的呢。”我已经不止一次看到何老师无意间流露的真情。曾几何时，他在我的心目中，已经从一个令人崇拜的法学家，变为可亲的老师、可敬的长者，甚至是慈祥的父亲。说来奇怪，有的时候，我偶然梦见我的父亲，却恍惚间出现何老师的身影。何老师和师母早就知道我家里的情况，所以在繁忙的工作之余，总不忘问候我家人。有一次，我写了一点纪念父亲的文字，发电子邮件给何老师看，何老师回信说：“丹红，我很理解你的心情，因为我也曾经有过相同的经历和感受。”这时我才知道，何老师的父亲也是英年早逝。父爱是深沉博大的，也总是无言的。何老师对于学生的爱，虽然从来不说出来，但我们总感觉得到。人说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。父爱如山，父爱似海。何老师如山，托起我们的希望，何老师如海，容纳我们的一切。
或许，是太眷恋在学校的美好时光，或许，是向往何老师那种清澄的心境，博士毕业之后我推掉了去机关和法院工作的机会，留在了高校，成为何老师的学生中第一个做博士后的。毕业前夕，我们在中国人民大学汇闲居聚会。何老师在宴会上动情地说：“三年前我到武汉的时候，吴丹红跟我说过一句话，说何老师我不会让您失望的。现在，他通过三年的学习，向我兑现了他的诺言，取得了丰硕的成绩。”其实我心里知道，我取得的成绩可能跟何老师的期望还有差距，也没有完全完成自己当初的目标，我宁愿把何老师的话当做一种鼓励。
这两年，我在《中外法学》、《政法论坛》、《现代法学》、《法商研究》等刊物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，感觉研究上了一个新的台阶，我的学术之路起步了。我从北大博士后出站，到了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院工作，这是一片崭新的天地，何老师给了我很多的帮助。希望在若干年后，我能真的有机会对何老师说，我没有让您失望。
